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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鹤的共享空间December 09 远方,与我相隔一厘米 “乌兰巴托的爸爸”,在英格玛的专缉里,我只会反复听这首歌。而且,我不在乎她是个孩子,更不在乎她背后那些无可避免的包装,不在乎真相,而我仅仅是真的沉迷于这首歌中。“乌兰巴托的爸爸”,仿佛距离我的心,只相隔一厘米的远方。。。。。我相信,所有的真挚仅是源于对现实的懵懂。而我的固执,只对我的时代负责。
夜里再一次喝酒,心再次被孤独召唤。这个时间写下这些字,仅仅是为了填充这个多日未触碰的博客,显然是有些力不从心。我就在这递减的温度里自言自语。我幻想着自己未来能有个如英格玛那样的女儿,然后,让她在草原的深处长大,让她的眼睛清澈如海子,让她独立而灿烂。我想,我会很喜欢这个孩子。
每此打开这首歌,心便重归空旷之地,一把柔软而锋利的剑缠身而过。时常回望自己的生活,那些围绕着这个城市不规则边缘所发生的悲欣交集的往事。当一些蒙尘的话题重新被提起时,我发现,一切并未真正的改变。正如“克里希那穆提”所说,我们的内心是受制约的,这是明显的事实。一类人,一类存在的方式,这仅仅坚定了生存下去的理由。我始终没有认真的翻看那本集子,基于了解,也基与一种不了解。就让它放在我的书架上吧,让它某天自己被风打开。
想到某个朋友偏居这个城市的东郊,想必他早已习惯了安静简单的郊区生活,没有多少需要仰视的建筑,也没有多少车水马龙的繁华,而他的住所仅与CBD相隔十几公里。随后想到我自己,整日里,在这片巨大的灰影上空跑来跑去,光荣与梦想的碎片四散飞杨。似乎有思想,还真不如有娱乐更接近生活的真相。
通常,从货币的标准来说,娱乐是有价的。而思想,则一钱不值。在我看来,人们大多喜欢过节。在那无数的节日里,多数人将自己平淡生活里的小起伏精巧的安装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真幸福,假幸福,它们扎着堆儿来。无数的节日在我眼中,有时更像无数的劫,节与劫的共性就是都值得纪念。除此,也是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杜撰及期待。不管平日面对着怎样阴晴不定、狼狈不堪的生活。反正,到了那天,就快乐,就理应快乐。想必,这就是不费脑子的娱乐的精神吧。
我所说的,并非是要跟乐观主义者划清个界线。我常常希望自己站在人多的那一头,希望自己也向往那种拥挤不堪的娱乐生活,向往自己永远开一辆不好、不坏的车,偶尔出没在城市夜色某个妩媚的时刻;向往自己看流行的书,并且,心甘情愿的被时尚折磨。但是,我总是缺乏这种决心,一种随波逐流的决心。。。。。。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那是最美好的年代,最糟糕的年代;那是智慧的年头,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我坐在灯下,对着这段痛苦的思考微笑。我没有对大师不敬,只是觉得,先人的哲言已经无法挽回我们习惯了要面对的生活。大城市;它充斥着奢迷、网络、流行事件、财富与性的传说、基因技术和对自然合法的掠夺。而我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身不由己的挑选着一些廉价的光鲜羽毛贴遍身体,至死不逾的追求一些浅薄的快乐。我在感受着自己的才华、努力、理想、爱情都如一季野花就此败去,这种迷茫对于二十六岁的女人而言,简直是可笑,又可叹。
写到这里,实在是写不下去了。灯下,两页闲书、二两小酒,也挺幸福的不是吗。是的,那个所谓的“远方”,与我相隔仅有一厘米。。。。。。
October 04 释然 《中国自驾游指南》一书从筹划到执行,将近半年光景,期间很多次要放弃了,但最终还是在朋友及家人的鼓励下坚持到今天;是的,今天已接近尾声。我也时常自问,这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呢?说实话,我已渐渐模糊了这份感受;我只知道,曾经有个朋友在青海转湖的时候给我邮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坚持的意义到底有多重要。。。。。。。是啊,于我,亦于他,或者是其他人,“坚持”总是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与未来。昨天的坚持于我而言,其实,正是为了再展开新的登顶。人生的一次次登顶,这是源自我内心的一股强大欲望。
腾出时间来,便又有了看书的机会。昨天读希腊神话,尤力西斯终其流浪一生,经历了无数磨难,几十年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认出了自己童年跟着父亲种下的树。我想,这无外乎是一种幸福吧。
我平生初次种树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某天,学校宣布要种树。全校激动起来,摩拳擦掌等了几天,小树似的晃来晃去,夜里也梦到了自己爬到树上去。终于到了那一天,老师带领我们向学校对面的空地走去。那一天艳阳高照,我们提着水桶,扛着比我们的个子还长的锄头,唱着歌。红旗在前,队伍在后,街上的观众围在两边,真羡慕这些未来的栋梁啊,红领巾飘成一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如果说我生命里只有很少的几件事可以说是神圣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应该算是一件了。就在那一瞬我有了母亲般的感觉,少年的一件大事开始了,我坚信我自己种下的树在将来长成大人的时候,也会长成一棵高高的大树我们当时种的是何类树种,这早已记不得;只记得,我将自己那棵小树苗的坑挖得很深很深,埋下树苗,回土,浇水,最后把红领巾系在树脖子上,让它飘扬了一回。我激动而严肃,这感觉像在寺院里面对着佛像,我相信,这是一件与永恒有关的事情,在我生命里有了一个具体的期待,我埋下的那一小片黑暗是个一个将来的丰功伟绩。树苗种好之后,我过几天就要提一桶水来浇,放学回家也要去看看,摇摇它,看它长结实了没有。。。。。。。。
几个月后的某日,忽然发现我们种的几百棵树全部被拔出来,干翘翘地丢在地上,被太阳曝晒着,根部还带着土渣。几辆推土机停在附近,有一辆的履带陷在一个坑里,车身歪斜着,这里俨然成为一个建筑工地,后来盖起了民房。我记得,那个早晨当我看见这情景的时候,心嗡地一下子黑了。没有任何人通知过我这件事,也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过这件事。大人们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谁会向一个三年级的小少年去解释什么呢。但是,一个少年却遭遇了世界猛力的一击。我从未问过老师,也没有对人说过此事,那时候我对这件事情还想不清楚,只是无法忘怀。我种的树啊,我一生第一件完全是我自己干的正当光明的大事情啊。
后来我明白了,这个世界还有比我的树更强大的东西,那一天,我模糊地感觉到这一点,它可以根本不与我商量,哪怕我的事多么属于真理,它也不会商量或者照会一声,就那么在黑暗里喀嚓一下。民房的设计师也一样,他一定严肃认真、以设计百年大计的激情干了一个夏天,在我们的树坑上设计了他的树。但大学毕业后,我回过母校一次,发现那里再次成为一个巨大的坑,他的树也被拔掉了。是的,我又一次感觉到那个巨大的力量,它比设计师种下的树苗都强大。我看看太阳,说不定什么时候被一把大刷子刷成黑的,我不以为这是神话。如果我的思想一直往这个方向去,我就会成为一个绝望的人。
但思考世界还有很多方向,在某个时期,你在这个方向思考,在另一个时期,你或许又会朝另一个方向思考。这个时期你为这种事情焦心如焚,另一个时期,你对此事或许已麻木不仁,听之任之了。玩世不恭,其实是没法故意为之的,你总是不能把握结果,最后就学会逆来顺受。我想,这兴许就是孔子所谓三十而立……六十耳顺,指的也是人在不同的时期思考的方向也不同。这些不同的方向并没有此是彼非,没有这个方向,也就不会出现那个方向吧。
后来,我又试图种过许多树,几乎是在回家的路上就永远忘记了它们种在哪里,我不想像个守财奴或者庄园主那样把它们视为自己的财产。无住,生命中还有无数的树等着我去种呢。种树只是生命的无数过程之一,结果并不重要,正如同我登顶的欲望,重要的是种树的时候你体验了某种喜悦或者悲痛。人生的意义并不在这些具体的事件中,种树只是种树这件事而已,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意义,它将来是否会死掉,或者长成一棵大树,那是另一件事情,那是宇宙的事情。
天地无德,宇宙大千不是按照人类此一时彼一时的价值观、主义、尺度、喜怒无常的情绪来安排世界的。幸好天地无德,如果天地也独尊儒术,这个世界就很难玩了。如果一个老师整日担心她的学生将来是否成为人才,她就无法教书,她的每一课都教不下去,因为将来她的学生是否成为栋梁之材,这绝对是无法预测的。
人类被迫接受教育,但生命并不按照教育所希望的方向生长。我的小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小学”于80年代是个重点小学,其它学校的都很羡慕,考试成绩在各校名列前茅。但毕业多年后,学生大多数并没有成为教育所期待的参天大树,庸人占了绝大多数,大部分在象征的意义上其实都被生活磨腻了。如果只有成为参天大树才是人生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那些在未来并没有成为学校所期待的大树的人的生活就不是生活吗?尼采也许同意,但世界只剩下尼采们,没有君子小人、大树庸才的对比,世界不也是很平庸吗,不就没有世界了吗,老尼。
就每个人自己的人生来说,他们无不是他们自己的参天大树。李白说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才,不是参天大树的意思,而是天地无德,物尽其材,各有其用的意思,用是没有高低是非之分的。多次碰壁后,我给自己找到了些说法,说服了自己,才不再对那个不可知的力量总是摧毁世界种下的树释然了,再也不傻乎乎地关心真理的执行会有什么结果了,种树去,然后忘记它,再种。
两年前,我曾在内蒙额济纳旗的胡杨林里漫游,看见一棵棵胡杨树。我不知道是谁种下的,它们那么遥远,那么自由蓬勃地生长着,那荒原上没有人,风吹过的时候,把树上的一点什么也带去了远方。那些风就是荒原上的种植者,它们从来不在乎结果、意义,天地无德,因此,它们的树遍布大地。
释然。。。。。。。。
August 28 圣火之下,白鸽未翔几年前,当听到伍佰的《白鸽》时,还曾记得那一刻的怦然心动。那旋律中生命与命运誓死博斗,好不痛快。自由总是有代价的,可以想象白羽上的鲜血将是如何慑人心魄的悲壮与美丽。我不知道,伍佰是如何选中这个代表自由和平的精灵,将它的内心诠释得如此残酷、痛楚、却又如此的倔强。白鸽自然并不全是神圣、纯洁与美丽,它一如一切生命那样脆弱。但恰恰是在人类每每企望和平与自由的时候,它便因自己圣洁的外表,而责无旁贷地成为了牺牲。我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每看到所谓和平聚会上放飞白鸽,便会心痛。鸽子腾空而起,地上人们欢呼雀跃,脸上洋溢着无限的善良光芒,仿佛做了一件巨大的善事。如果我是白鸽之一,我不会感激这放飞。凭什么放飞我,我原本就在飞翔着;若不是事先的囚禁,哪来的放飞?那不是放飞,而是逃离。 几十天之前的奥运会开幕式,在四十亿人以和平的名义注视中,却没有任何一只代表和平的白鸽飞起,仅凭这一点,这个开幕式就该铭刻史册。若干年前在汉城奥运会的点火仪式上,几只几分钟前被放飞的鸽子正飞临主火炬上方,巨大的火焰轰然而起,那些被人们用作自由与和平象征的白鸽瞬间被火焰吞没。这是人类的和平盛会,他们放飞白鸽以示和平,白鸽只是祭奠和平的牺牲与道具,就像和平只是借口与计谋一样。这和平与自由赐福人类,却抛弃了白鸽。我愿意为北京这个没有白鸽的开幕式竭力喝彩,这是开幕式上最美的一幕。 数万人用自己的双手模仿白鸽飞翔,以此代替从未改变过的放飞仪式,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祝福,这祝福的对象包括了人类自己。我们用自己的手与白鸽一起飞翔,是这样平等,没有凌虐与挣扎。我以为,这是和平的真正含义,是古老中国的哲学,博大而美丽。那一瞬间,我看到远比任何一届开幕式更圣洁、更庞大、更自由的鸽群腾空而起,真正自由地飞翔。仅此一点,北京开幕式就该铭刻史册。不知道四年后的伦敦会不会再次将无数白鸽囚禁笼中进而放飞,我想这样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人类总是乐于回到自私的。如果那样,北京开幕式更该铭刻史册。 前方啊,没有方向,身上啊,没有了衣裳;
鲜血啊,渗出了翅膀,我的眼泪,湿透了胸膛;
飞翔着,强忍着伤,逃离了,猎人的枪;
我的双脚,没有了知觉,我的心情,下冰冷的雪;
亲爱的母亲,挚爱的朋友,我会坚定好好的活;
沉默的大地,沉默的天空,红色的血继续的流;
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飞翔啊,飞在天空,用力吹吧,无情的风;
我不会害怕,也无须懦弱,流浪的路,我自己走;
那是种骄傲阳光的洒脱,白云从我脚下掠过;
干枯的身影,憔悴的面容,挥着翅膀不再回头;
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至少我还拥有自由,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August 18 享受。。。。用了一周的时间,终于将第四章内容全部完成;自从突击稿子开始,老狼从新疆带给我的冬不拉似乎就沉寂了好久。是的,我喜欢这冬不拉的声音,原汁原味的质朴,不加修饰的震撼!我觉得音乐这东西,一定得找到它的灵魂,我,一直需要音乐。如今,生活的噪音实在太多了,电话铃声、汽车启动声、中央空调、脚步。。。当这一切都停顿下来时,我大概调了杯奶茶倒给墩墩,看着它慢慢喝下去,然后放上音乐,观看我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察觉内心的反应,这时,音乐正在给我修正方向,然后我就知道,生活中,其实除了爱与美,好像没有什么是必须的。其实,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很值得,感谢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感谢花朵、阳光、草木、大雨、水杯、咖啡、灯光。。。我的家,我家里的这些小细节,都时时刻刻的温暖着我,我相信万物身上都有神灵的存在,你,一定也和我一样,看到了这其中的美好! August 04 中国的总理(梁晓声老师回忆总理往事) 二十多年前,我曾改写过一部上下两集的电视剧本,名为《荒原》。其内容反映的是两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艰苦的野外工作,电视剧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直接组稿,形成初稿后,请我再给“影视化”一下。导演叫黄群学,是我的一位后来在广告拍摄业很有成就的朋友。而女主角,则是当年因主演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而深受电视观众喜爱的陈小艺。
《荒原》是在甘肃省境内拍摄的。剧名既然叫《荒原》,所选当然是很荒凉的外景地。这部电视剧的拍摄,受到了从地质部到甘肃省地质局的热情支持。地质局长专程从某驻扎野外的地质队赶回兰州接见了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并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就把地质局当成自己的家吧!遇到什么困难,只管开口。地质局能直接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义不容辞。不能直接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一定替你们尽力协调,争取顺利和方便。。。。。。”。后来,这位地质局的局长,亦或副局长,给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再后来,导演黄群学在长途电话里向我大谈他们的好印象,而我忍不住问:“简短点儿,概括一下那局长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导演说:“真诚。一个真诚的人!还是一个特别注意细节的人。”
我在电话这一端笑了说:“你的话像剧本台词啊!一个人真诚不真诚,不能仅凭初步印象得出结论;一个人是否特别注意细节,那也要由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导演在电话那一端说:“他们将需要向地质局租借的东西列了一份清单,而那位局长当着他们的面让秘书立刻找出来,并亲自过目。”清单上所列的东西中,包括一台发报机、一套野外炊具、几身地质工作服、一盏马灯、地质劳动工具和一顶帐篷等。
局长边看边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地质局有的,完全可以无偿提供给同志们。省下点儿钱用在保证艺术质量方面,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只列了一盏马灯呢?玻璃罩子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容易碰坏。一旦坏了,那不就得派人驱车赶回兰州来再取一盏吗?耽误时间、分散精力、浪费汽油,还会影响你们的拍摄情绪,是不是呢,同志们?有备无患,我们为你们提供两盏马灯吧。再为你们无偿提供柴油。你们只不过是拍电影,不是真正的野外驻扎,无须多少柴油燃料,对吧?至于发报机,就不必借用一台真正能用的了吧?我们为你们提供一台报废的行不行?反正你们也不是真的用来发报,是吧同志们?能用的万一搞得不能用了,不是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了吗?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份了,西部地区的野外很寒冷了。你们还要在野外的夜间拍摄,一顶单帐篷不行。帐篷也可以无偿借给你们,但应该改为一顶棉帐篷。你们在野外拍摄时冷了,可以在棉帐篷里暖和暖和嘛……”
于是,那位地质局的局长亲自动笔,将他认为应该无偿提供的东西,都一概批为无偿提供了。一位在场的处长低声对局长说:“后勤仓库里只剩一顶帐篷了,而且是崭新的,还没用过的。。。。”那样子,分明是有点儿舍不得。局长沉吟片刻,以决定的口吻说:“崭新的帐篷那也要有人来开始用它,就让摄制组的同志们成为开始用它的人吧!”
听了导演在电话那一端告诉的情况,我对甘肃省地质局的局长,也顿时心生出一片感激了。之后,在整个野外拍摄过程中,那一顶由地质局长特批的崭新的棉帐篷,在西部地区的野外,确确实实起到了为摄制组遮挡寒冷保障温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正是因为那一顶崭新的棉帐篷,导演黄群学受到了甘肃省地质局长的批评。而我,是间接受教育的人;在剧中有段很重要的情节,就是帐篷失火了,在夜里被烧成了一堆灰烬。制片人员的拍摄计划表考虑得很合理,安排那一场戏在最后一天夜里拍摄。拍毕,全组当夜返回兰州。
拍摄顺利,导演兴奋,全组愉快。导演忍不住给局长拨通电话,预报讯息。不料,局长一听就急了,在电话里断然地说:“那一顶帐篷绝对不允许烧掉!我想,一定还有其他办法可以避免一顶只不过才用了半个多月的帐篷被一把火烧掉。”导演说:“那时候根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帐篷失火那场戏如果不拍,全剧在情节上就没法成立了。”导演还说:“我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一顶棉帐篷的损失。然而局长却说:“这绝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另外的办法究竟想过没想过的问题。”最后,局长紧急约见导演。
导演赶回兰州前,又与在北京的我通了一次电话,发愁地说:“如果就是不允许烧帐篷,那可怎么办?那可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啊!那么现在你对这个人有何感想啊?”导演说:“难以理解。说不定我此一去,就会因一顶帐篷和他闹僵了。反正帐篷是必须要烧的,这一点,我是没法不坚持到底的。”然而,导演并没有和局长闹僵,他反而又一次被局长感动了。
局长对导演的态度依然真诚又亲切。
在局长简陋的办公室里,局长说出了如下一番话:“我相信你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的一顶新帐篷被一把火烧掉的损失。此前我没看过剧本,替剧组预先考虑得不周到,使你们的拍摄遇到难题了,我向你们道歉。但是和你通话以后,我将剧本读了一遍。烧帐篷的情节不是发生在夜晚吗?既然是在夜晚,那么烧掉的究竟是一顶什么样的帐篷,其实从电视里是看不出来的。为什么不可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呢?”导演嘟哝:“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当然可以。但,临时上哪儿去找到一顶烧了也不至于令您心疼的旧帐篷呢?找到它需要多少天呢?我们剧组不能在野外干等着啊!……”
局长说:“放下你们的剧本,我就开始亲自打电话联系。现在,有一顶被火烧了也不至于让人心疼的旧帐篷已经找到了,就在离你们外景地不远的一支地质队的仓库里。我已经嘱咐过他们,将破了的地方尽快修补好,及时给你们摄制组送过去,保证不会耽误你们拍摄今天夜里的戏……”这是导演没有料到的,他怔怔地望着地质局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局长又说出一番话是:“我们地质工作者的职业性质,决定了我们不是物质产品的直接生产者。我们在野外工作时所用一切东西,无一不是别人生产出来的。他们保障了我们从事野外工作的必备条件,直接改善了我们所经常面临的艰苦环境,这就使我们对于一切物质产品养成了特别珍惜的习惯。你们也可以想象,在野外,有时一根火柴,一节电池,一双鞋垫都是宝贵的。何况,我们是身在西部的地质工作者,西部的老百姓,太穷,太苦了啊!你们若烧掉一顶好端端的帐篷,跟直接烧钱有什么两样呢?那笔钱,等于是一户贫穷的西部人家一年的生活费还绰绰有余。这笔钱由你们节省下来了,不是可以在别的一方面的社会经济中起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作用吗?目前,我们中国还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我们中国人应该长期树立这样的一种意识,物质之物一旦成为了生产品,那就一定要物尽其用。不要轻易一把火把它烧掉了。而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尤其是做文化之事的时候,能省一笔钱那就一定要省一笔钱。中国的文化之事,理应启示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物质的浪费现象是罪过的……”。
当导演后来在电话里将地质局长的话复述给我听时,远在北京的我,握着话筒,心生出种种感慨。感慨之一那就是,中国委实需要一大批像那位地质局长一样的人民公仆。而那一位当年的地质局长,便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家总理,温家宝。
转自梁晓声之笔 2008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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